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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应当是公正、平等的社会。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执政能力 和谐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系统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光辉文献。
《决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1]《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易传》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张载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消弥差异的和谐，而是存在着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正是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史伯)在议论周朝兴亡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著名论断。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区分了“和”与“同”的内涵及其作用。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所谓“和”的基本含义是指各个不同的对立面相互配合、统一而达到的平衡状态。“和”才能产生新事物。所谓“同”的基本含义是指只有某一面的自我同一，即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产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孔子进一步丰富了“和”的内涵，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谐是宇宙和万物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规律，也是做人的原则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目标。
孔子的学生有子(公元前518—？)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孔子认为真正的和谐必须有严格的原则规范，并提出了“中庸”观，主张“和”与“中”。儒家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彖辞》)意为天体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运动变化，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的生命，保持着完满的和谐，这一切都是以有利万物的正常生长为前提的。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大自然的和谐和万国的安宁。子思认为，“中和”是天下万物存在的依据，是天下万物规律的体现。子思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贾谊说，“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称“和”为刚柔结合之道。中国哲学从远古到宋明理学以下，讲阴阳之道，讲天人之道，讲道的休用，都是贯穿着一种中正、均衡、和谐、和合、和平精神的。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8)程颐说：“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第160页)司马光说：“苟不能以中和养其志，气能浩然乎！”(《温国公文集》卷4)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中庸或问》第1章)王阳明说“天理亦有个中和处”(《传习录上》)。戴震说：“中和，道义由之出。”(《原善下》)先哲们的这些话，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构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思想成了治国安民的根本法则与根本哲学。只有以和谐、均衡、中和、公正为本，才能均调天下，才能和乐人民，才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2]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非常善于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创新。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决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了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了创新的战略思想。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说明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高度重视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作为执政党的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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